论别人

有自己才有别人,也有别人才有自己。人人都懂这个道理,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。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,可是有相干的,有不相干的。可以说是“我的”那些,如我的父母妻子,我的朋友等,是相干的别人,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。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;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。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,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,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,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,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。所以“自了汉”不是好汉,“自顾自”不是好话,“自私自利”,“不顾别人死活”,“只知有己,不知有人”的,更都不是好人。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忠恕:忠是己之所欲,以施于人,恕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这是一件事的两面,所以说“一以贯之”。孔子之道,只是教人为别人着想。

可是儒家有“亲亲之杀”的话,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。家族第一,亲戚第二,朋友第三,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。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,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;义务是分内,义气是分外。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,别人压住了自己。这才来了五四时代。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,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,开始独立在社会上。于是乎自己第一,高于一切,对于别人,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。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,改造国家,甚至于改造世界,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。虽然是责任,却是无限的责任,爱尽不尽,爱尽多少尽多少;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,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。所以自己顾自己,在实际上第一,兼顾社会国家世界,在名义上第一。这算是义务。顾到别人,无论相干的不相干的,都只是义气,而且是客气。这些解放了的,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,既然自己高于一切,别人自当不在眼下,而居然顾到别人,自当算是客气。其实在这些天之骄子各自的眼里,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,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。“我爱我”成为风气,处处为自己着想,说是“真”;为别人着想倒说是“假”,是“虚伪”。可是这儿“假”倒有些可爱,“真”倒有些可怕似的。

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,或将自己当作别人,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。不过推己及人,设身处地,确需要相当的勉强,不像“我爱我”那样出于自然。所谓“假”和“真”大概是这种意思。这种“真”未必就好,这种“假”也未必就是不好。读小说看戏,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,掉眼泪,所谓替古人担忧。这也是推己及人,设身处地;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,并非实有,没有利害可计较,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,所以“推”“设”起来,也觉自然而然。作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,得观察,揣摩,体贴别人的口气,身份,心理,才能达到“逼真”的地步。特别是演戏,若不能忘记自己,那非糟不可。这个得勉强自己,训练自己;训练越好,越“逼真”,越美,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。如果“真”是“自然”,小说的读者,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,似乎不能说是“假”。小说的作者,戏剧的演员的观察,揣摩,体贴,似乎“假”,可是他们能以达到“逼真”的地步,所求的还是“真”。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“真”,在实生活里却说是“假”,“虚伪”,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;利害的计较是骨子,“真”,“假”,“虚伪”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。计较利害过了分,真是像法朗士说的“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”;老那么关闭着,非死不可。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,该仔细吟味,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。

五四以来,集团生活发展。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,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。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,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,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。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,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。那自己第一,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。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。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二十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。可是抗战以来,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,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。个人就又出了头,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;现在却不说什么“真”和“假”了,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,名义上是顾别人,实际上只顾自己。自己高于一切,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;自己肥,自己机关肥,别人瘦,别人机关瘦,乐自己的,管不着!——瘦瘪了,饿死了,活该!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,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。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,总盼望压下它的头去。自然,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。仗义忘身,急人之急,确是英雄好汉,但是难得见。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乡愿,就是卑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,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!可是,有人说得好,人生是个比例问题。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,且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,先来多想想别人罢!

1942年8月16日作

(原载《文聚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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