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包
一九七八年八月,经展览路街道办事处推荐,我到新华书店储运公司做临时工。同来的男女青年十几号人,有返京的知青,也有应届的高中生,比如我;年龄十八到三十不等,每个人的脸上充满着期待和疑惑。

负责招工的部门是政治部,主任崔邱明,副主任付文亮,另外还有马敬芝和李惠堂。记得那天清早,我们聚在礼士路的公司门口,看着一辆辆载满图书的大车进进出出。传达室边的收书组有人排队等待验书。

李惠堂出来招呼,把我们带进公司的办公楼里。政治部在二层,阴面,房间窄小,我们一堆人只好立在门边。付文亮面脸堆笑,介绍说:公司是文化企业,党的宣传机构,历史光荣,责任重大,工作艰苦,眼下需要人手;大家好好干,这个单位很有前途。他语速迟缓,结巴,蛮和蔼的。

不一会儿,各部门争吵着来抢人。我被分配到运输科托运组。组长宋瑞途手里捏着厚厚一打运单,矮个,驼背,走路像赶三关;匆忙把我带到八库,说工作是分包,把我交给这里的两位师傅刘森和李友仁,又匆忙离开。还有一位师傅叫郭连富,负责调台。库内一派繁忙,打包机霹雳巴拉的响,到处堆满了书。

刘森好像是这儿的头,放下手中的分包车,解下围裙,引我到休息室。里面简陋不堪,两个书台搭成的床,上面垫满包装纸;一张旧方桌,身材特别矮小的柳桂琴正在那里写票,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票上填写重量。刘森介绍完,我俩彼此对视,点头,算相识。“给”刘森取出一副手套递给我“你先跟着李友仁师傅一起干吧。”

分包,看似就是分拣货物,严格说,是将捆成运输包件的图书,按照标签(贴头)写明的收货人分拣,存放,待运。当时,四号库、七号库、八号库、九号库和十号库同时承担发货任务,那个库都有分包的活儿。八库负责安徽、浙江、江苏和山东四个大省的发货,收货人多达六七百家,有些还要经过中转,甚至邮寄。场地异常紧张,院外也堆满了待运的图书。公司发货的“解放”和装订厂送书的车时常拥堵在一起。

分包场地几乎占去半拉库房。货位狭窄,也就一人宽吧,多的数不清楚;有的存放一二十件,有的三四百件,山一样高。跟着友仁师傅,推着满车的包件库房里奔跑,他把货放哪儿我就学着放哪儿,用心记住货位。包件不停地产出,我们一车车分拣下去,好像除了午饭时能够喘气,几乎不得消停。李友仁概括:咱这活这一天下来,走路颐和园来回不成问题,过手的书少说也有十吨!也许是工作新鲜,也许是年轻力壮,也许大家都这样累,那时我并不感觉辛苦。

这活听着简单,出彩并不容易。先是不能压货。分包车就那么几辆,手头稍有停顿,车就轮转不开。影响到包捆用车,打包的师父们难惹,不是起哄,就是喊娘,猴急。那会儿的情景就是这样:每个工序都在赶活儿,我们当然不能示弱。

其次,分包讲求质量。分拣的包件要准确,码放要整齐、牢固,贴头一律朝外,为下道工序创造条件。我说的下道工序是指对货贴签,干这活的人有大张俊荣、张桂芬、吴霞、何文敏、段淑梅、施丽娜和“活地图”刘福贵;活多忙不过来,科长、组长一齐上阵。每人拎着一个浆桶,怀里捧着运输标签,把标签贴在对应的包件上。货物准确自然皆大欢喜,若是遇到多件、少件和混件,那就糟糕,件件核对不说,还要满世界寻找,大海里捞针一样难。遭遇这样的倒霉,女士们立马没了笑声,脸色一沉,拐弯抹角的批评,嘴上不说你差劲,当面赞美别人给你听。

没人愿意落后!友仁师傅提议,工作加码,核查货位。逢结货,他总是拿着手电,钻进黑暗、窄小的货躲里,撅着屁股检查,修正错误,用粉笔画上标记;完活,浑身沾满浆糊,他的围裙硬的像铁皮。效果当然显著,至少贴签的上帝总是面露喜色。这些人当中还有个叫小张俊荣的,年轻、漂亮,走起路充满活力,长辫子跟着摆;她负责分票,手里抱着票框,每天两次到各库房去取票,来我们这里是和柳桂琴交接;然后回到办公楼里,再把这些票按铁路到站进行分拣。

分包做到极致,需要精通业务,最好能够掌握每家收货人的发运路线,各环节出现差错,可以做出判断。要知道,这可不是一般的本领!全国三千多家书店,谁能都记得住?据说“活地图”刘福贵可以,业务科的付宗仁、李云春两位前辈也是出了名的。就八库而言,六七百家书店的发运线路,刘森全部熟悉,碰到疑难,大伙都乐意向他请教。我最敬佩刘森本领,也是暗自决心学习他的地方。

最难的还是场地问题。每家书店货位仅有一个,赶上结货、走货的关口,生产的包件没有地方分拣,只好临时堆在书台上,我们管这叫“砸台”;每次少说千八百件,待地上的货物走光,再做二次分拣。由于各 各省走货的周期不同,这样的重复劳动周而复始。一边分拣新的包件,一边还要解决积压的问题,放屁的功夫也没有。有时真的掰不开镊子,科室的干部常过来帮忙。王栋石就是其中之一,这人是个像样的劳力,通业务,分包用不着别人指点。“他是公司的副经理,才四十岁!配书出身,能干,班子的培养对象。”刘森这样称赞。

说到那时的干部,几乎没有脱产一说,白天身在生产一线,下班动脑子探讨业务。就拿我们的三位科长王兵山,司祥,马付义来说,这个素有“兵马司”之称的领导班子,在我的眼里好像他们的职务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似得,不是帮着大伙儿一起贴签,就是分包,要么就是码货、装车,到铁路去送货,满身臭汗,见天如此!可偶然听到他们谈起工作,科里那个环节有问题,那位职工生活有困难,甚至包括全国书店的管理,他们又似乎无所不晓。

当时八库分为两个部分:一是我们;再就是是包装科的包装组,承担收书、配书、写贴、调台和打包的工作。渐渐地,我和包装的师傅们也熟悉起来。组长是权德成,党员,大高的个,四十来岁,也许是性格执着吧,大伙都骂他“老杠”重点为打包工供货;上调台是“怪才”李志英,一个出身沾点毛病的人;收书是不言不语的老朱,写贴是张广桥、张淑清和她俩的徒弟赵品均;要说还是配书的人多,有闫桂玲、王玉霞、韩文桂、王蕊、蔡蕊、任丽英、李淑华、王慧兰、张凤萍、张玉萍、刘峰,还有配年画的尚德贵和专管盲文的邢麻子。

接触最多的要算打包那帮人了。打包机横在库房中央,有五台,俩人一台,一包一捆;由西向东数,有张德祥、胡光,马永春、毛喜文,张洪义、张旭光,栾月、高连颖、邓建军,好像还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青年,可惜,我想不起他的名字。张洪义和蔡蕊当时正在热恋。论质量,当属张德祥和胡光,不仅包捆数量多,包件、平整、牢固、漂亮,标准的“井”字型。也有活操蛋的人,这里就不说了,没劲。让人开心的,莫非马永春师傅,这个外号“马大姐”的男人,一脸麻子,嘴巴整天响个不停,像失控的电台,尽是小道消息。好多公司的“绯闻”我都是在他哪儿听到的。不过,马师傅唠叨归唠叨,手上的活计从不耽搁。

打包机是个挺新鲜的玩意,电源一合,凹槽里就蹦出塑料带来,把包件牢牢捆住,据说这机械竟是公司技术科发明的!我尝试过使用,始终不得要领。一个偶然机会,我却意外学会了手工包装:记得包捆使用打包机后,原来手工包装的绳子积压在库里,为减少浪费,公司号召各库消化。八库那台扔在角落的脚踏包装机重新启用,毛喜文操作。一天的晌午,我学着老毛的样子比划,包件出来松松垮垮,没样。这时,程刚风突然站在我身后,高大的身影。我心里一惊:他可是公司的一把手呀!“来,我教你。咱不用这机械。”老人一团和气。说着,扥出绳子,预留出绳头,只在书台上把包件转了几圈,一个完整的包件就捆好了。“你来试试。”他说。我照着他的样子。“不对,这样转。”他一旁指点:“这就对啦,很好。小伙子,慢慢来,这方法学好了,比这脚踏的机械要块。书店在延安时候就这样干。”老人说完,向着四库的方向走去。

另外,和分包接触较多的还有装卸。可别小看这帮干“粗活”的爷们儿,实在令人敬佩!带头的有王正荣、贾国恩、白宝奇、武请修这样的老师傅;还有少壮派,像孙立俭、邸强、刘书欣、方浩这样的骨干;二三十号人马,外加七八辆“大解放”仨人一车,每天火车站送货,三趟活玩儿是的;赶上发教材,酷暑难当,发货增加到五车,没人怵过。清早五六点钟就有人开始码货、装车,没等上班的铃响,他们已经行驶在路上。手快的,下午三点完活,跟着又要组织第二天的货物,干劲冲天!我们当然希望这样:尽快请走库内的包件,分包才有场地,多好!

后来,我转为正式工,单位培养我上大学,当干部,对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了解。公司作为专业的图书发行机构,承担着京版图书的验货、仓储、配发、包装、和运输;经过我们的劳动把图书发往全国的书店,再由他们送到读者的手中;在货运紧张的时候,公司克服艰难险阻,新建了厂房,创造了“图书二级分发”和“铁路集转”业务;年发货量高达二十亿码洋,成为国家百强企业的一份子。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业!是的,现代的青年也许并不通晓这些,英雄不言往日的辉煌,但是历史不会忘记。

转眼三十年过去,逝者如斯,英雄西下。上面讲述过的这些人,许多早已因病离我们而去,包括我尊敬的领导和友仁师傅;活着的同事大多也在暮年,不知安好?

昨天终于遇见刘森,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,心脏不好,来单位报销药费。“刘师傅,您多注意,身体可是我们唯一的财富。”我这样叮嘱。谈起往事,再次引起我心中的记忆,写出来,权作对故人的缅怀,对生者的祝福,我爱你们! 展开全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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